今天我准备的题目是《单恋 苦恋 失恋—— 我的40年》，显得好像是只突出我自己，甚至是不是否认别人的付出？如果有人非要这样认为我，也是可以的。我是一个喜欢和不同意见辩论的性格，我还习惯从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中捕捉到非常有用的信息可以学以致用！我为自己起草追悼词，基本都是从那些反对我的意见中收集到很有分量的字句。
我之所以觉得十分必要写这个“单恋 苦恋 失恋—— 我的40年”，是因为人们都在说“不忘初心”，而但凡“初心”都是从发起人心中萌芽的，都包含着具体内涵，带给所创办的机构一种独特的“胎记”。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简言之就是“为人民服务”，慧灵的初心简言之就是“提高智障人士的生活品质”。有时候，“初心”经过漫长岁月的风吹雨打，难免变得面目含糊，所以我们需要重温历史，这就使我今天需要突出一下自己了。一般地说，历史每逢五年、十年为一个时间节点，对于一个过了70岁的我来说，再过五年很难保证自己的身体和身份还有否机会发声，或发声了还有否机会被听到？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自己还有一定话语权的今天，彻底一些说说慧灵的初心，我并无牵强，以“单恋、苦恋和失恋”作为题目，更绝对不是噱头，它是我40年甚至更长远的生命写照，更是我真实的表达！
不过因时间限制的关系，我到了半小时会遵守规定自动停止发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慧灵公众号。
我的几乎倾其一生恋爱仰慕对象是——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16岁即1970年读高中的时候，在出发行军“战北江”之前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全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掀起一波又一波申请入党人潮，这是表达对毛主席忠诚的一个行动，我痛哭着为自己写了入党申请书，我还为好几个别人代写，因为他们觉得只有我可写出大家的悲痛和迫切感。而结果呢，我代写的那好几个伙伴都一次过入党了，唯有我没有被批准。至今我70岁了，还是处于苦苦的追求中，几十年了，有很多我单恋苦恋失恋印象深刻的往事，其中2007年在上海和2019年在昆明，很多的慧灵同学同事和我一起经历了单恋苦恋失恋，此刻，我省略一万个字描述我当时刻苦铭心的痛苦。
1997年8月，我人生的榜样德兰修女去世，我在悲痛中去找教会，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位脑瘫学员马德根（已经去世），因为他和我一样想表达做教友的愿望。一个很老的神父接待了我们，他教我们读圣经，脑瘫的马德根虽然说话很吃力，而且流口水，但他很认真很珍惜，老神父看到他确实努力就彻底相信了他的虔诚，连带着我也被免去一年的学习期，翌年4月的复活节，我和马德根一起领洗了。当纯洁的水滴在我头上的时候，我想起1976年我代别人写入党申请，而今天领洗，我沾光了一位身体残障的学员。
现在，我每季度都写思想汇报给党支部，今年5月底，我被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已经张贴出来了，刚好香港慧灵组织去意大利朝圣（即宗教景点的旅游），我就如实向党组织汇报，主动表达我目前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不合适，我愿意继续接受考察。
在我们《慧灵的共识》里面有一专门段落：
我始终要求自己申请入党必须是真心和诚实的。我形容自己从外表到内心都是一身“中国红”：我12岁到22岁时期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我还是习惯引用每一个时期每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语录用在我的工作中，比如邓小平总书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有他很久以前“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比如江泽民总书记的“八荣八耻”，比如胡锦涛总书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比较容易记得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语录，比如“撸起袖子加油干”和“打铁必须自身硬”以及我印象最深刻的“举头三尺有神明”等等。我喜欢像当年读毛主席语录那样朗朗上口的经典句子 。
在慧灵工作群里，很多时候由我转发有关联的党和政府最新信息，。前些日子我们心智圈的大咖钟涛老师把国家十五五规划用逻辑思维图发出来，我马上打印出来贴在慧灵总部办公室里。
慧灵总部的人知道的，凡是慧灵重点培养对象或应聘慧灵基金会秘书长的人，我都会邀请其到广州市中心“毛泽东同志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参观并交流。而慧灵总部团建的地点，我也提出建议安排在我党发展史上的红色景点。
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会关心慧灵内的党员包括共产党也包括其他民主党派的发展，我认为，起码这些入了党的慧灵人，他们心中有自己的个人理想奋斗目标，这对慧灵非常稀罕宝贵！我也时时督促人事主任在和应聘者谈话中要了解这个人有没有“自己的目标”。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写字写信，很多人很烦我写个微信都长篇大论，其实这个过程中我很陶醉的，油然产生一种谈恋爱的感觉。我这个岁数，经历过不同国家领导人的时代，我在邓小平时代就开始给国家领导人当然也包括各级各个政府部门写信，我向党表忠诚的方式就是表达我的建议和意见，比如2004我就提前对修改“中国残疾人保障法”提过类似“权利保障”的意见。以前，有关部门找我谈话，我有点抵触，而现在，我盼望他们来找我，有时候我也会主动找他们，向他们报告“民情”，有几年，我为一个和慧灵有关的冤案，每隔几个月就去国家信访部门排队... ，我相信面对面交流意见和对话是更有效的沟通。事实上，我们党和国家越来越开放民情上达的渠道，政府很多官网都留有“邮箱”入口，全国两会都有征求意见的专栏专项，都被我使用过多次，虽然过关设置很繁琐，但我很愿意使用党和政府收集民情的渠道。我也由此产生一种人民当家做主的感觉，也包括有一种我在恋爱的感觉。
我恋爱党，经常把自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产生的看法意见表达出来，从不依赖道听途说。最近一次我所反映的就是对“社会组织自查自纠”的不同意见，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刚好发表了反对形式主义的指示。
而且，我一直觉得自己拥有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的空间足够，只有一次，在上个月我被腾讯微信禁言了七天，我认为腾讯过于自作多情，它不代表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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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自己要做到入党的标准很难，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心情，在我的遗嘱里，我表达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恢复慧灵和至灵学校的关系这些愿望和目标！（其实，这也是我减缓自己衰老死亡的一种养生之道）
我母亲在92岁高龄去世，她养育了6个儿女，我是她最不喜欢的孩子。我老母亲在聊天的时候会说起儿女们小时候的事情，说我一岁的时候刚学会走路就非要自己上楼梯却摔下来，等她手忙脚乱处理完我的哭闹，害得她上班迟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上班迟到是一个严重的失职），又说起我刚学会说话不久就和她顶嘴，她气不过只好揍我，有一天，我妈妈忘记了自己的布包包装有一个玻璃药水瓶，她无意中把我的头打破了，那一年我三岁，是我的头部第一次受到外伤（那个年代几乎家家的父母都打孩子，不存在我仇恨或抱怨母亲，也从来不感觉到小时候挨打会留下什么原生家庭的阴影） 。
人类有很多共同的原始本能，比如饿了去找东西吃，甚至可能去抢东西吃。但有些的本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我在三十而立之年无意中选择了为心智障碍群体服务并甘心情愿坚持几十年，我想，起因可溯源到我姓孟，我的祖宗老家在山东泰山脚下，而2000多年前的孔孟儒学发源地，而700多年
前的梁山好汉的水泊，都在我老家不远，我从未正规学过历史，却天然接受了山东水土的文和武，静和动的基因，孔孟知识分子的家国理想，和被逼上梁山做好汉的血气，我好像都有，我看到不公很自然就发声表达意见，不会瞻前顾后；看到弱小很自然就伸出援手，不会患得患失。
1985年，同时期有两张报纸的消息启发了我，一是人民日报几乎整版登载了邓朴方的文章《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另一篇登载在当时内部报纸《参考消息》的寥寥数字，占版面和火柴盒面积差不多，说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叫德兰修女，她在印度服务穷人病人濒临死亡的人，我的身体就像被燃烧到，当我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意义最迷惘最痛苦的时候，我豁然开朗顿悟了，为此我拉上自己的伙伴创业，一发不可收拾，从30岁到现在的70岁，我将为之继续奋斗直到终身（入党誓词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今天在总结自己人生70年以及总结自己创业40年，结论是我一生的单恋 苦恋 失恋的原因，是我的“情商”一直就是很有问题的，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是我“应该”的命运。
我1985年创业，通过我高干红二代同学的关系认识了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他接见了我，又批示给了6万元，亲自题写“广州至灵学校”校名（后来他还亲临了至灵学校，但我那时候我已经离开至灵了）。自从我认识邓朴方之后，我就时不时给他写信批评地方残联的官僚，开始的时候，他还把我的信内容当教育中残联干部的教材，还对中残联的官员说：对孟维娜这种能干事的“刺儿”人物，还是要好好保护。我完全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我的意见和邓朴方立志“从上到下”建设一个残联系统的意义是背道而驰的，他很艰难奋斗，而我却不知天高地厚，从此我自己和中残联的关系渐行渐远了... 回想起来，会不会是我拿到一手好牌却不会打，还给打坏了...
上世纪80年代，买粮买煤买所有的生活用品，除了钱还要有票证，我们没办法登记机构，100多人处于“无米之炊”的困境，我有一个好朋友，她的丈夫担任一个副市长的秘书，分管城建方面。这位秘书教我事先写一封信把需求说清楚，就是希望解决机构登记问题，秘书帮我提前把信转交给了另一位分管文教卫生民政方面的副市长，又帮我约了日期去见面，我按照时间到了这位女市长的办公室，聊了半天，老进入不了话题，女市长才说她不记得我找她什么事，我说我事先写了信的，她就在抽屉里翻来翻去说找不到，还很无所谓的样子，我当时就冒火了，我说我为登记机构的事被各个部门踢皮球都半年多了，每天有100多人等着吃饭，你当分管市长怎么这样的官僚？！我很生气地离开了。当然，这位女市长去找介绍人，把我描述成好像要刺杀她的危险人物... 这一下子，我不但连累了我的朋友，还使两位副市长的关系尴尬了，好在我的朋友了解我的性格，他们只为成全我做好事做大事，这位副市长秘书他又介绍我去找教委的一个很负责任的处长，马处长写了个介绍信，安排我到“广州市成人教育处”那里办理登记，我表达不解：我明明是办儿童的机构，怎么要去成人教育处办牌照呢？马处长说，你就别管是什么牌照啦，可以买到油烟柴米就可以啦！现在回想起来，这位共产党的官员比我还开放务实，而且，奇妙在于我后来做大龄成年人的服务，是不是冥冥中就有一种命中注定？ 而当时我骂女市长的事，整个市政府都传开了，一度成为话题。很多年之后，当慧灵自己也有了一个所谓总部之后，多少次被员工被家长质疑总部有官僚，质疑总部对最基层的困难视而不见.... 将心比心想一下：当年是我对女市长过分苛刻了，还是现在的慧灵总部也变成了官僚的“女市长”？
很多记者采访会问我：你创业初期是不是很辛苦，我总是笑答是很辛苦，但我也很幸运啊，我1985年创业初期，香港十多家慈善机构就同时表达愿意帮助中国大陆做民间慈善，他们要我挑选其中一家合作，我就挑选了一家叫“明爱”的，明爱很有实力，带来资金，每月定期来培训。到1986年，我的一个同学的同学给我打电话，我不认识她，她说她在一家最大的国有城建开发公司工作，在报纸电视上看到我很惨和破旧的校舍，她和她所在公司也很想参与做慈善，刚好最近有一个两栋三层楼外带操场、游泳池和花园的校舍落成，可以先交个订金搬进去用，但需要尽快签订合同。我喜出望外，立即跑去电话局打长途电话给明爱负责人，他们教育我这样重大固定资产购置需要开理事会研究，而她最近也没有时间到广州，而且一下子筹钱也不可能... 我一听，这个明爱根本不懂啥叫“夜长梦多”和“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我就不等到明爱回来开会，很快凑了2000元订金签了合同，然后我们就从原来租赁的破旧地方搬家了。这在历史悠久、运营成熟、很讲规矩、讲程序、讲预算的明爱看来，孟维娜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她怎么可能只有2000元就敢签下60万的合同？怎么可能这么大的事情不等理事会开会就决定？不过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们很快筹到钱，使我们拿到了房产证（现在这个校舍价值接近一个亿），但这个事造成我和明爱关系有裂痕了，而至灵成立五年后，有一部分孩子16岁要毕业了，而校外排着很多小龄特殊孩子想进来，为大龄毕业生怎么办，我和明爱又一次有不同意见，我就带着第一批毕业生的家长还有一个愿意从至灵转慧灵的赖凤莲老师，在隔壁马路租房子再创办了慧灵，我同时兼任至灵和慧灵的职务两头跑，期间，为我的身份混淆又发生了不愉快，使我选择不再担任至灵校长，算是不欢而散... 到分手35年之后，我今年就不断去寻求和至灵的合作，我多么希望今天是至灵和慧灵联合举办40年和35年的大庆典的日子！今天至灵的蔡盛理事长也光临了，他是一位开放务实的理事长，而我也利用今天的机会为当年很莽撞的做事方式向至灵向明爱道歉，更表达自己希望两家携手合作，一起抵御经济下滑的大环境形势！
我讲自己“情商很有问题”，也是因为我迫切需要向大家请教我面对一个巨大的包袱或矛盾（我不用“压力”这个词），就是近年来直营慧灵发生的事故在增加，而且慧灵总部变得保守，创新事物相对少了，知情人来到总部和广州慧灵，会评价说看到“一堆等退休心态的人在上班”，当然也可以说这些“知情人”肯定都是以前的老慧灵人，所以这个结论是不是“九斤老太”有失公道呢？但不论如何，我自己必须对这几年慧灵的事故和整体滑坡负有责任！我建议慧灵今后要落实引咎辞职的操作细则。 慧灵的情况，是因为我老了，思想跟不上形势而造成的结果，还是慧灵事业的传承遇到了内外的保守阻力？亦或两者都有之？我很坦白地承认：在一个新理念新技术快闪的时代，我知道我自己带领全国各地慧灵根本就是力不从心了，但同时，我对“带领”全国各地慧灵的“总部团队”更是抱有很大的不满意！当然我不是对我所有的总部同事所有的事情不满意，而相反，有些有才华的同事的效率超出我的想象，另有一些优秀的同事却是严重偏科，而慧灵一直在寻求一位开放的综合素质能攻关的领头人带领团队！
我的情商低，好像故意选择在今天“炮打司令部”！外界评价慧灵总部整体保守是不过分的，但使我最生气的原因是，总部有时候对关键细节的严重疏忽，对基层的需求和呼救反应慢甚至没什么反应！（我们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外号，“珍珠的珠”），正如我在开场说过的：如果没有某些残酷的行动“倒逼”，慧灵会不会自动产生改革？！同样，我也希望慧灵有一个人或一批人可以推翻我的霸道和独裁以及我的愚蠢，但不是推翻我之后变成是你的霸道和独裁以及愚蠢！我最担心的是总部变成是层级官僚，而慧灵变成唯唯诺诺、随大流、无所谓、表面化的机构！
这一类关于我应不应该退休的议论来自慧灵内外，甚至外部的舆论更大一些，倒使我为此几乎每天面壁思过。我算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从2012年开始，慧灵就开始讨论接班人和接班团队的问题，讨论和探索试验十多年了，仅内部候选人也有好几个，但为什么慧灵还是培养不出来接班人和接班团队呢？
现在已经有很多公益机构第一代创始人真正退休了，可以去看看他们退下来之后的机构情况，甚至有一些以前多么优秀的机构，也是多么有制度有系统有团队的机构，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星星雨在交接班多年之后继续保持遥遥领先！
我曾经说过：我创业的时候我选择攀登的是珠穆朗玛峰！我知道我和慧灵不可能登顶，但我必须努力不断往上攀登，有多高攀多高，当有一天我攀不动了，假设慧灵已经站在珠峰最高的台阶了，往下滑的时候可以争取到多一些时间还是在高位上。
很多人认为我放不下自己是创办人的功劳，但请大家不要忘记我刚才所说，我曾经自动辞职拥有当时全中国公办民办都不可比的漂亮校舍的至灵校长，而因为当时是不欢而散，至灵学校自此就含糊其辞没有再提说具体谁是创办人了。
我要说的是：我最放不下的是心智障碍这个群体，首先这个群体对我可说有救命之恩，在三十岁之前，我被旧体制困在一家家具工厂里，每天上班下班使我百无聊赖，我做了很多尝试都失败了，当我决定辞职创业的时候，就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这个最后的人生一搏，居然成功了，我认为正是我的服务对象救了我的命，值得我一生报答！同时，四十年的时代变迁，残疾人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好转，但因为我们这个群体是智力障碍的原因，他们大多数人基本不具备自我保护的意识和主动争取权益的能力，相对比较容易受到有意无意的伤害，这个群体真的特别需要全方位的持久的一生的爱护和帮助以及支持。当然我永远不会否认我们的学员有潜力和有无限的可能，我们确实是生物多样性或神经多样性的其中一份子，我们也可以通过深挖和提炼为他们化为一切形式励志作品，但始终还是一个很现实的现实，就是，心智障碍群体的本质是“心智障碍”！是的，40年以来在社会上我看到很多进步，同时我看到的，也有很多使我没办法放下心来的事实，不论是回归人性还是回归到社会性，心智障碍这个群体永远都处于在生态链条中的最后，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家庭中，也可能是一样处于最末尾的位置。
慧灵对事故都是及时公开的，我今天没有什么料可报。我自己很少用“专业机构”来评价慧灵的服务，虽然按照我们自己制订的标准，每两年进行一次评估，历次的平均分在70~80多分之间，但今年的事故暴露出了慧灵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我这样说不是褒或贬慧灵，而是我很想说，慧灵或者其他机构，如果只是把价值观挂在墙上当装饰品，心智障碍群体的命运的改变也只是在表面化。我看到近几年，做服务的人和机构，话题越来越谨慎也越来越轻描淡写。而我呢，由于一向的情商低，也由于以前我们慧灵喝过外国资金的“洋奶”，在我可以理解的原因中成为了敏感人物和敏感机构。一些严肃的议题，我在自己的机构里也是少数派，比如社区家庭模式，比如总部的功能和作风，等等。
今天我表白我的“恋爱史”，但我还要很诚实地说明，我做服务是出于无尽的同情甚至是怜悯（不是居高临下）所产生的一种责任感，我从来都否认我是出于爱心做这个服务。使我甘心情愿坚持为心智障碍群体服务了几十年，更多是我天生天然的山东血统里面的顽强基因。同样的，我在漫长的单恋 苦恋和失恋中，唯有心智障碍群体的简单天真，客观上接纳了我温暖了我，使我在一生的失恋中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我得到了心满意足的回报，我由衷地感激心智障碍群体！
说到这里，好像我的“情商”也不算很低了，有一位智者对我说：孟维娜，你成为了教友，不是因为宗教，你坚持申请入党，也不是因为执政党。你不属于任何框框里面的人，你的信仰无边无际，你是这个世界最自由最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