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人有话说

关于退休的发言

发布时间:2018-11-29    浏览量:217

大家看我现在放的图片是德兰修女,很多的时候是这个人物给我鼓励,今天我表达是我自己退休问题的意见,这个德兰修女的榜样对我是很重要的!

在座的都是我的工作伙伴,我希望大家都能了解我是怎么想的。而今天早上,我非正式的放了《继承人》这部电视的广告,我也做一个简单说明:因为这部剧继承是财产,因此充满了利益、充满了阴谋、充满亲情的破裂和撕裂。当然,这是部电视剧,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夸张,但是我认为:无论继承事业也好、家族财产也罢,解决问题都要回到依法;在《继承人》这部电视剧里头有《继承法》是可以依据的,而我们慧灵、或者是在这个行业,抑或是在中国,NGO它不是产业,也不是私人企业,如果是,就简单很多,起码慧灵有一定的份额是我个人的。因为我们登记的是社会组织,目前的产权属性是“社会公共”。但也不等于这种局面不可以改变,已经有学者提出:如果我们要使社会组织有活力,就必须要研究怎么激励人的本性中最大的动力,包括组织的创始人在老了以后的财产计算。不一定是要继承,但是起码要计算,还有身后事如何保障等,这都是有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问题。

这是我简单的前言。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回到这张德兰修女照片,我最大的价值观还是来自这位德兰修女,而不是我后面说的继承人研究。

我还有一个要展现的,就是工作团队要求我梳理慧灵价值观而写的书,现在已经完成框架和目录,封面就是“天问慧灵---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当然,在这本书里面问的是慧灵,但在写的过程中,实际上问的是我自己,写来写去就变成了一个回忆录,成了一个揭露慧灵发展过程中“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事情。我觉得,这从我个人的角度,对某些人和事的揭露造成对别人的不公平。所以我昨天提出,作为集团要提炼慧灵精神的话,还是外包给第三方来写,但这个“天问”是很重要的!

说了以上这些,下面,我就我的退休问题,发表一个声明,虽然我没有做过多的文字准备,没有太深思熟虑,但也基本能表达出我对自己退休问题的想法。今天上午,伟龙先生也表达了他自己对我的看法和评价,我当时就回应他“对创办人的赞美,那是你的一个套路”,对我来讲,不会为之所动,因为他对田惠萍也会这么说,对广州的千和、对宝鸡的星星对所有创办人也会这么说,所以在我看来就是个“套路”而已。当然,我也理解你的工作方法是根据套路而来的,但对一个活生生的、有灵魂的创办人来说,你这一套说不动我。但是你也很严肃说了一个问题,创办人因为年龄的原因,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会和现代化、和年轻人有隔阂、有代沟…. 这个我很认同。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什么呢?是不是又回到你的套路中来?

根据我的回忆,GDI在一开始确定慧灵改革的目标时就把“决策层和执行层分开”作为一个现代企业、或现代组织的模板,或者好像就是一个必然。然后,你们还举了一个美国机构的例子来作成功转型的说明,刚好“大米小米”的创办人也去参观了这个机构,我问了一下她,她说:这个美国机构和你们慧灵不能用来作为对比,因为美国那个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协会,不是慧灵这样的实体,他们做的是“全国性活动”,比如为自闭症平等乘坐飞机去倡导,去筹钱和协调。对于我来讲,我也不在意这样的对比是不是很合适,我在意的是GDI进入到慧灵帮助我们进行战略咨询,就要认识到慧灵的特殊性。“特殊性”是个中性词,比起慧灵的价值、先进性,我故意要用“特殊性”这个词,在我看来,“特殊性”这个词使慧灵更显得有价值,所以我非常强调!这是第二次提出请你们要重视慧灵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孟维娜有“特殊性”,今天上午我开玩笑说了:如果很多NGO的创办人都退休了,我就不退;反过来,大家都不退休,那我就退休了—— 我就是那么一个人。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特殊性”,蛮好玩的。今天早上也有一个插曲,伟龙有点生气说“如果我现在离开会场你会怎么办?”,我马上反馈说“你走了,太好了,我马上去找第二家咨询公司”!但我也紧接着表达了“慧灵肯定是需要外部的专业力量进入来帮助我们成长,如果不是GDI,就是别的什么东东”。总而言之,我们希望是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进行这场合作。我这里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既然说年纪大了的人,传统的东西就会和现代脱节,我现在想反过来问,最传统的智障服务,在向现代化转型的时候,你们给它的方法、或标准、或过程有没有必要非要是你们预设的那样?比如你们推崇的专业分工越细越好,比如你们希望的大量专业人士进入,比如你们期望的高薪聘请员工,比如….  这些都是套路,我不是说不好,但回到了智障服务的慧灵—— 我们甘心做智障服务的慧灵,假如你们希望的现代化是那样的,慧灵就有没有必要了,希望你们考虑。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回到对慧灵的评估和评价,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慧灵?我们的从业人员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专业?当然我们已经有很多专业人士进入了,但是鉴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生态链,弱智服务就处于这个生态链的底端、低端的低端,在这种社会实际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冠以现代化?这对我们实际的好处是什么?性价比又是什么?

进行过这样的对比之后,我们回到评价孟维娜,孟维娜她年纪是大了,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太落后,我是落后,但我不是太落后,我的落后恰恰符合智障服务行业领导我们从业人员的那个发展阶段,包含了:我很愿意和不同专业,专业比我高、水平比我高的人合作,我很能发挥那些和我不一样、不同意见的人的合作,我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张凤琼、比如张丽宏、比如张武娟(她在某种意义上是和我同质的人)、比如杨姗,现在又来了一个倪华锋,还有来自意大利的许神父…..  我对团队的发挥,和不同意见、不同模样的人一起工作,我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当然也有失败的案例,但有一个评价是很重要的“不管孟维娜在你们眼中是怎么样的落后、在你们眼中是怎么样的难搞、在你们看怎么样的千奇百怪”,就是我这样一个“特殊”的人,领导了全中国心智行业最大的服务机构。如果你们不去深刻认识、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是你们欠缺了咨询行业最基本的专业。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概况来讲,我的不足,我可以通过团队来补缺。

这里还要补充,也许你们是不好意思讲出来的:因为人性,每一个人都希望上升。总裁的位置只有一个,如果孟维娜不退休,比我有才华、有专业的人就没有了位置、没有了空间。尽管大家没有明确这么说,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心理这样认为?事实上,慧灵发展得那么快,每个人都有很大很快的上升机会。但创始人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这个机构是由他发起,你必须承认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要么与创始人一起并肩奋斗,如果谁有成为创始人的野心或意愿,也可以自己去创办,没有必要留在慧灵非得赶创始人走而自己上位。这是客观上的存在双向选择,不存在我不退休就影响别人发达、发财的问题。

再说到对孟维娜的评价,由于已经到这个年纪了,我自己反而想的很多是关于老年人的问题,我其中想到:在我死的时候,我不愿意别人写我的追悼词,我愿意自己写我的追悼词。但是追悼词是别人的评价,所以我现在很乐于去搜集我认为可以进入我追悼词的别人对我的评价。比如之前我写的一个交给华谊基金会的关于面包坊的项目书,有一个懂我的人看后就大呼“哇塞,孟维娜,你这是一个多大的局啊!” 其实我写的还是一个面包坊,但是一个全国智障人士都有机会的面包坊!所以我就会很喜欢她对我的这个评价;还有一次,一个年龄大的修女带着她们修会的两位年轻修女来北京慧灵实习,两个年轻修女对我是一通批评,到最后,老修女对她的两个年轻修女说“你们对孟老师的批评是对的,但是她就是以这样的风格领导全国最大的智障服务机构走到了今天,说明她的这一套是走得通的”,这个我喜欢,可以进入追悼词。

我还要表达:我是一个很能忍辱负重的人。我1985年创业,当时是中国最自由开放的时代,我很快就上了所有媒体,得到了很多荣誉和出风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机构内部就开始有人针对我的缺点,发起权利斗争,虽然表面上都是工作分歧,但我认为是权利斗争,我有时候很坚持,有时候我干脆就不坚持。我最开始创办的是至灵学校,很快我受不了至灵学校的保守,就乘大家反对我之机,以创办大龄机构需要支持为由,有条件地退出了至灵,他们也高兴看到我离开给他们腾空间,就主动给了我10万元和一辆校车,这就是慧灵最早从至灵脱身出来,给了我第二次创业的机会。20多年过去了,大家回过头去看那个至灵学校是怎样的保守几十年都一个样,而慧灵发展的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所以我的放弃,是有我的智慧在里头的。

历史上,所有反对者都来自我最亲密的工作伙伴,包括阳尼。之前很多人反对不要让我花那么高薪请一个外国人,当时我跟他谈的薪酬是月薪4万元(4万元请阳尼对慧灵是不是负责任,我愿意承担责任)。但是阳尼进来以后,我感觉他最热心、最积极的工作就是想孟维娜退休。这里我要再声明,我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我反对阳尼是反对他的懒惰,而不是因为他反对我、想我退休。阳尼的的懒惰是公认的,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也包括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他的懒惰。大家想一想:一个懒惰的人,想去赶走一个靠勤劳、靠勇敢奋斗到今天的创始人,你可以想象他所谓的现代化的慧灵将会是怎么样的?我想伟龙你很聪明,先不说谁专业、谁水平高,伟龙你会相信一个很懒惰的人吗?你为什么不去相信一个很勤劳,靠自己努力去奋斗的人?当然,这里有团队的因素。这里我要表达的是我很能忍辱负重,当每次我看到阳尼与伟龙与乔佳打眼色,在你们心里好像是心照不宣、轻蔑的眼神,我经常发现在我说话或做什么举动时,你们经常报以这种眼光,我看到了,而且我很享受你们对我的轻蔑。我心里的对你们的反抗是:你那么轻视我,你还不是要巴不得和我们慧灵合作?是你们更值得我去轻视你!这是我的心理活动,是我的阿Q精神。

讲来讲去,重点还是我希望有一个安全、有责任的交接,大家经常提到可持续性,我也经常这么说。但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话题用在创始人退休却是个伪命题,如果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你会相信如果一个创办人还没准备好他就突然死了(假设),这个机构就垮了吗?大自然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地球万物还是照样存在,大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高高低低的存在,在低潮的时候就担心地球要毁灭了,你瞎操这个心干嘛呢?那些人认为“孟维娜你以为没了你慧灵就不行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反过来我认为这样想的人才是杞人忧天。我顺从大自然的规律,我的意思是当我还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当我还和年轻人一样满腔热情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老是要提出这个退休的问题?所以我真的认为这是个伪命题。

还是回到我开头说的,在我80年代开始创业的时候,权利斗争就开始了,我认为那是人性中黑暗的什么东东在起作用,而不是真正是关心慧灵的可持续性、现代化。慧灵的可持续性,是大自然恩赐,是天主的恩赐,况且慧灵的管理体系是成型的,虽然不是最先进的,但也包括了可持续的发展,你打开我们标准、手册,看我们平时的工作、程序,包括GDI提出的教练计划、人才培养,我们以前也有类似的安排,都体现了可持续性。让孟维娜现在退休,不管是不是牵扯利益也好,权力也罢,我认为实际还是人性的东东在起作用。

我还有一个古怪的想法,如果你们是智慧的话,你们要理解我有这个古怪的想法:我是一个登珠峰8000米的登山者,我的团队有的跟随我紧,也有的跟随不紧,但我们大家一起的目标就是攀登珠峰的8000米,我有生之年把你们带上险峰,团队或团队中的某些人没有跟上来,但有一天创办人不在了,可能由于各种原因,集体滑到了7000米、6000米,但是不管怎么说,慧灵还在高峰上,无限风光在险峰。你们为什么不去看这个价值,不去意识到这个事实。

我希望你们有别具一格的的思路(别那么老套的)。你们给别人做咨询,好像只有把决策层和执行层分开,创办人是如何如何让位让贤 这些唯一的模块?

下面我讲一讲如何安全交接。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实现中国慧灵的合法性。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给国家级的民间社会组织合法性,因此要带领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真的需要一个有特质的人会应对很多可能的问题。如果在没有合法性的时候,这个交班不是不可以,但是出于安全和给年轻人期望的角度,我希望看到中国慧灵合法性,这不是不能实现,我也相信这一天不会太遥远,这是要我退休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健全的管理梯队的名单。通过我的努力,我扩充了乔佳之前做的教练计划的名单,我的意思是从各地慧灵的负责人开始,每一个职务的人背后起码要有一个候任者,你们关心的是创始人退休,而我看到的是,用你们所谓的现代化去看,各行各业青年人辞职的多得不得了,为一句话可以辞职,为自己谈恋爱也辞职…..  你们为什么不去关心这些,却把精力放在逼一个愿意用一辈子的生命去奉献智障人士的创始人退休?我认为你们是本末倒置的!所以我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这个梯队名单是健全的动态的,还必须有单独的预算和计划,做专业的、有针对性的培育,根据个人潜力做个性化的领袖培训,有的人可能出炉快、有的人可能出炉慢,但这不影响我们的持续性问题、梯队的问题,这个预算希望是三年不少于100万。

第三,我希望我退休的时候,中国慧灵有提前1年的储备金。我跟许神父商量,他认为1年是不安全的,他希望是有3年的储备金,但不管3年也好,1年也罢,我希望我退休的时候中国慧灵是有储备金保障安全的。

第四,即使孟维娜退休,她也要为行业的发展再做出贡献。比如在退休的前一年,在慧灵内部要提前讨论如何继承孟维娜的遗愿遗志?在全行业中引发讨论“一个创始人该如何安全、有责任退休”,这可能是一年、两年或者十年八年之后的事,我也认为这是慧灵、是孟维娜对全行业社会组织的一个贡献。也唯有如此,关于孟维娜退休的待遇、程序等才能作为一个文字性的资料给到全行业所有机构,包括给到我们机构内部。因为说慧灵是我创办的比较笼统,并不是每一个地方慧灵都是我亲自去创办的,特别是后期加盟的慧灵都有当地的团队和创办人,所以我认为这不单是对我,对行业、对慧灵内部当地的创办人也都是有用的。

第五,如我真的要退休的话,请保留我的工作空间,比如,讲得夸张一点,美国总统卸任以后,都还保留某某总统办公室,因此要保留孟维娜的办公室,保留孟维娜的工作空间,特别是在倡导政府政策方面,我们很难找到像我这样有见识、勇气去批评的人,有些人意识到了不敢说、也有的人根本意识不到,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对社会带有批判性、对社会制度的改进敢于发声的人才很少,所以我说要给我这样的工作空间。

我自己对慧灵的评价:在延伸性的创新方面我们还是有人才的,比如张武娟、张丽宏等等,但是突破性的创新人才,我认为慧灵还是很少,因此,对于带突破性、风险性甚至颠覆性的创新,我愿意带这个头,大家需要给我这个空间。

这里还要补充的是,作为我安全退休的条件,要找一个像我这样很有敏感度、很有批评性的人,他必须敢于“占中”、敢于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斗争。慧灵在专业、在管理上的继承有张丽宏这样的人,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我与张丽宏认识14年了,我觉得她在发声、社会制度的敏锐方面还是不足的。这里讲一个小插曲,上次关于成都拉票,张丽宏出来发声,我就很高兴,觉得她这次在辨识这种宏观的微妙之处是做到了。因此,我退休的第六条就是找到我这样的有勇气、有胆识敢于批评的人。

第七条,我退休后的待遇,我提议参考田惠萍在星星雨的退休待遇。这里要提醒注意的是,之前了解到的田惠萍的退休待遇是机构给1万,但是最近因为她反对北京慧灵升费(她的孩子在北京慧灵接受服务),最近了解到的她的退休待遇又变成了6千。还请大家了解,我还是无房户,我现在60多岁还是无房户(在这里省略我为创业损失了自己很多社会福利),之前我与南都的刘晓雪开玩笑(南都也是希望我退休的),她问我“你是不是需要什么条件才退休,需要什么待遇?”,我当时很想说“我当然是希望参照老红军”。麻烦把这条写进去“参照共产党对老红军的退休待遇或者建立一个保障我身前身后的基金,死后用在我指定的对社会有帮助的特定领域”。

最后,除了之前讲创始人有得天独厚的、非创始人你怎么拼也拼不过的得天独厚的、没有办法改变的条件,但我这个人从来看问题不愿意只看自己,也不愿意很狭窄只看一件事情,因此我希望GDI帮助慧灵为激励后来进入的年轻高级人才(这里我也顺便说,我理想中的高级人才就是以乔佳为模板的人才),包括像张武娟、张丽宏这样为慧灵发展做过很多贡献的人,他们在慧灵已经那么多年了,现在还是被任命的角色,我希望他们改为合伙人,按照商业模式来运作,我们不说分红不分红,只是体现责任、体现待遇,物质和精神都体现了。

我的话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