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网络：
本雅明曾慨叹，那些在壁炉前为子孙们讲故事的人彻底消失了，哪儿还有正经能讲故事的人？哪儿还有临终者可信的话，那种像戒指一样代代相传的话？
2009年壹基金典范工程评选的面试会上，有评委提了很多尖锐的问题。有个问题问我对创办人这个位置是怎样看的？
我答：创办人就是那些（精神）“老不死”而死后照片可以挂墙上的人……
还有几位评委对审计报告中指出的问题连续问我。评委们都很在意审计报告。
我答：这份有瑕疵的审计说明慧灵有一点很值得成为典范。就是，这份慧灵审计报告是真实审计。慧灵的共识是，要做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典范工程！
评选的结果是，2009年慧灵落选了。
2010年卷土重来，慧灵新一代的总干事上阵，获选！
也说明，孟维娜老了，跟不上时代啦！
这几年为自己的退休在做准备，我时不时在幻想中的壁炉前打盹 ——
当你老了，
头白了，
睡思昏沉
……
我的创业故事很草根，不是诗歌更不是史诗，缺少浪漫情怀，却有那么一点点儿英雄主义的气概。起码，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的“出名”不在于我创办了一个庞大的集团机构，而在于我一向不客气批评政府的政策和作风，也委婉批评同行和基金会的保守。
当然，也批评自己和慧灵某些的不伦不类——在这个人人都是“皇帝的新衣”之年代，我的想法是NGO内首先要树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如果自己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又怎样去推动社会进步？
且先看我们慧灵是怎样自我评价的：
慧灵决策委员会的自我评估——慧灵建立每三年一次的自我评估机制。对存在问题的描述其中包括：一些重大议题在内部未达成高度共识，如怎样与政府打交道、是否外聘总干事、如何甄别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的非营利和营利之间的关系，对未来蓝图还比较模糊，以及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建设停留在口头上……
要说我的创业故事，先回顾下我的个人经历。
我1954年出生广州，祖籍山东泰安。18岁高中毕业那年被党和政府分配到广州一间家具厂，后来是这间工厂工会的工作人员。1985年辞职后发起创立全国第一家民办智障儿童教育学校——广州至灵学校。1990年发起创立了慧灵智障成年人士服务机构至今。
作为国内早期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之一，“慧灵”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在广州、北京、西安、西宁、天津、清远、重庆、长沙、兰州、万州、商洛、杭州、香港建立机构。日常服务智障人士超过1000人，从业人员260人，年资金规模2500万元。
慧灵怎么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要从1985年说起了。
198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高潮，在广州这样沿海开放城市，出现了第一批万元户。这种改革开放的繁荣刺激了很多人的理想和欲望。“三十而立”观念根深蒂固的我，很想通过做点儿事情去实现自我。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一篇德兰修女获得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旧闻”，还有一个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题为《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文章，得知邓朴方已经在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了。这些在我心里引起了很大的共鸣，觉得冥冥中自己三十年来追求的好像就是人道主义，榜样就是德兰修女。
那时候，我通过一个军医得到了500个智障孩子的名单，我就按照名单给这些孩子的家长发信。当时台湾歌手侯德健回到大陆唱了一首流行歌曲《熊猫咪咪》，歌词里有一句“请让我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自己，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我就把这个歌词也写到信里去了。后来，许多家长都给我回信。这些家长的信任我真的很感激，是他们给了我信心和勇气。当初我根本没有任何专业，唯一就想做点事。我向原来的工厂请了长假，向家长公开了我家里的住址，家长就带着孩子来了。
我的香港朋友在当地呼吁慈善机构帮忙，很快就有十多家慈善机构响应。我们把这几百个报名资料转给了香港机构。他们一看就说我们疯了，因为按照当时的条件，机构起步最好从30名学生开始。后来香港专家就逐一见孩子和家长，用专业评估工具挑选学生。
我们5月份招生，7月份找地方。虽然香港明爱给了我们启动资金，但还需要我们找配套资金，于是我们就跟家长商量，向每个家长借500元。当时，500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但家长为了孩子能得到这个服务机会也都愿意交。很多未被选上的家长向我们诉说孩子需要得到服务的迫切心情，我们不得不扩选至96人翻了2倍，结果只能是两三个人一张床，但家长根本就不计较，就是愿意来。那时侯要进我们学校的孩子起码要排队等3年，可见当时的社会需求多大。
香港机构不但带给我们专业技术和资金，更重要也带来了治理的理念，我们1985年办学校，1986年就有理事会了。但资金还是很紧张，老师们拿的工资比较低，我自己头三年就基本没有领工资，算是个人的小小奉献。
我认为我们当时的行动是比较划时代的，这并不在于我们服务了96个孩子，而在于创建了全国第一间民办特殊教育学校。这种体制创新对当时的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有些政府官员很愿意帮助我们，但在体制内却帮不了我们。到现在我还很怀念有几次很开放的“政治行动”。
1985年2月，广州市人大代表开会，我发动家长带着孩子去会场请愿关注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我们既没有公章，也没有身份证明（那时候身份证制度还未开始），就是出自一种“有困难找政府” 的本能。我提前到当地派出所去办手续，派出所说要到区公安局，区公安局说要去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就让我填了个表，还给我一个回执，又说当天会派出两名警察协助。当人大代表从会场出来的时候，听到我们的录音，看到了我们的横幅，有的出于同情心，有的是好奇心，很多人就围了过来询问情况。我们有个募捐箱，有些人大代表也不说话，就把钱投进去（那个时候还没有100元，10元就是最大面额的，投进都是10元），有些拿了我们的宣传单。而人大常委会主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很生气我们的行动，叫那两位警察驱赶我们，但两位警察还是默默保护我们。这是我见到最“人民”的警察！
这次“请愿”后，很快有人民代表来探访和帮助我们。那年的“六一儿童节”广州市政协还发动了各民主党派为我们举办盛大的残疾儿童游园活动，并筹募资金，还向媒体通发新闻稿，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我们一下子就出了名。
我们第二次的“请愿”是1990年，也是市里开人代会，我们找10名代表联名形成议案，我又给人大主任写信，说我们民办学校希望得到“权利”意义上义务教育经费，还希望人大会议能给机会到大会上去表达。市人大赖主任来电话说：“孟维娜同志请你顾全大局别来请愿，我可以承诺你的是，有关政府部门一定到你学校现场办公解决困难”。我说：“我相信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帮助人民解决困难。”果然，共有9名包括民政、教育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局长处长来到学校，当时就决定给学校20万元，今后每年给学校10万元的教育经费。我自己在1987年自荐并通过选民直接选举，当上第8届的越秀区人民代表。
以上就是我最早的创业经历，我自己总结，孟维娜成功的因素之一是她的敢于和善于。她不懂政治，但她为弱势群体谋权益的行动往往无意中触摸了体制根源，从而触摸了一些敏感话题。这种象手指在触摸屏那样的感觉和行动，成功地由下而上参与社会改革，在中国是很值得研究和推广！
当然，故事还远未结束。
今天我们聚会畅谈创业，以独特的性别视角重温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女性创业史的片断，相信每一个人的创业故事都很精彩。也许，我们在自己的故事中更需要聚焦问题？因为，谁的成功或失败都离不开社会变革的背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间节点做人做事 ——作为被认为是具有领导力的女性的我们，可否正视那些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而无需隐藏躲避自己的意见？
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突飞猛进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我孟维娜也有自己的中国梦。我所从事的社会服务领域也一样发生深刻的变化，但遇到绕不开的壁垒就是政治体制，中国改革了很多，但只要涉及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改革就缓慢下来甚至停滞了。很多以“改革”名义的不作为、反作为，人民必须有智慧继续推动改革！我梦想使用安全有效的方法，就象用手指触摸屏那样，去拽动、拖动并打开每一个应用程序。
历史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我们对现状不必着急和焦虑，但必须有效率、持续地去行动！
我身体力行拉着自己的“梦想号黄包车”前行，从30岁开始到今天60岁。虽然只是“黄包车”那样微薄的驱动力和影响力！但我很相信自己承担了先驱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