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机构以创始人的个人意志创办，依靠创始人的理念办事，想要摆脱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与影响力，寻找合适的接班人传承使命，并完成治理结构优化，挑战很大。作为中国第一代NGO，自然之友、星星雨、地球村等已于十几年前完成交接。第二代领导早已历经转型与阵痛。与这些机构同一时期创办的慧灵，是国内成立最早、服务规模最大的心智障碍机构。其创始人孟维娜作为机构一把手长达40年，却始终没有完成交接。2023年，孟维娜突然宣布将于2025 年，71岁时进行交接，并以年薪30-50万公开招聘慧灵接班人。这一消息引发外部猜测。早在20年前，慧灵就提出培养接班人，并开始物色人选。20年来，慧灵为何没有交接成功？是否如外界猜测，因为孟维娜性格强势，而无法和新人达成共识？为此，《社会创新家》对孟维娜进行了专访。
《社会创新家》：去年6月，您宣布将于71岁，也就是2025年交接，并以年薪30-50万公开招聘慧灵接班人。为何突然交接班？是出于您个人身体原因，还是若再不退，机构将无法良性运作下去？孟维娜：准确说不是“突然”。早在十多年前（按照人社部的规定，我们这一类的职业女性50岁退休），找“新型”的慧灵接班人就已经提出了，那时候我们选择了张凤琼（她现在是守望家长组织的秘书长）。有段时间，慧灵的理事长和理事会成员，几乎全清一色是商业企业大小老板，他们也很道义，为使我没有后顾之忧还安排了我很多“永远”的名誉称号和待遇，甚至连我去世的后事也做了安排。我接受他们的动机很实在，就是“穷则思变”想改变慧灵命运。那些商业企业家开着奔驰车来做义工，也真的很尽力，带来了资金，带来了人脉（如庞大的狮子会资源），带来了商业模式，带来了成功学培训，…. 我们很接受其中的益处，也抵制了不是有益的部分（比如很夸张的广告包装），毕竟公益和商业，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很多年前，徐永光老师的《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出版的时候，我早就深有同感了。随着后来的经济形势动荡，这些老板们的自家生意难保了，也可能他们也感到改变慧灵的“基因”太难了，就陆续离开了慧灵。也有很多人意识到我最近这种宣布是真真假假。有人很盼望我退休，可能还盼望我早点去世，毕竟几十年的成人生命中，总有我深刻地得罪过的人。我有上书各级党政和人大组织提出不同意见的本色，比如我赞成社会组织党建，但不赞成党建和政府资源分配挂钩，因为这样会促成投机，对党政是最大的不利。我自己也一直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一直忙得很，不论大事小事，我都在“自找苦吃”地在忙碌中。在慧灵内部，基本上是没有人相信孟维娜会退休的，因为慧灵人了解我：创办至灵慧灵，本身就是以德兰修女为榜样的奋不顾身投入，服务到生命最后一刻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也是我理想中的生命结局。我想在自己创办的慈善机构里，服务心障碍群体到生命最后，起码不犯法吧？也有人真的不愿意孟维娜退休的，最不愿意我退休的，那绝对就是家长这个身份的庞大群体了。《社会创新家》：在选接班人上，您已经物色了近20年了。为何迟迟不愿交接？有什么是您放心不下的？也有人说您性格强势，选人标准过高，也无法和新人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是否也是迟迟没有交接的原因之一？孟维娜：也有更深刻了解“人性”的人一针见血说：孟维娜有很强的权力欲，她不会舍得放弃“权力”…. 我哈哈笑：你只答对了一半！我年轻时候的欲望是想当全国人民代表，早在1987年就自荐当人民代表，区一级的当选上了，市一级是代选落选了，当时这个全国首例的行为，引来很多的地方媒体和央媒持续报道过。我觉得我自己对“为人民服务”（为心智障碍群体服务）真是有上瘾的快感！
有人会质疑，你凭什么不退休？慧灵是社会组织，不是你孟维娜的私有财产，你不可以“为所欲为”—— 我很乐意听到这样的质疑，是啊，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凭什么我不可以设计我什么时候退休呢？慧灵不是我私人的，但它和我的命运紧紧相连。公私分明是必须的，请问，除了我在退休问题之外，我还有什么“为所欲为”的私利呢？最重要，我的榜样就是习近平主席，他年长我几个月，每天日理万机（也可以把美国总统年岁做例子算上，哈哈）。《社会创新家》：与您同时代创办孤独症机构的田惠萍早在12年前退休，带着儿子杨弢周游世界。为何田惠萍老师能早早放心退休？你们二人，以及两个机构之间存在什么很大的不同吗？孟维娜：是的，和慧灵同时期的NGO创办人都陆续退休了，这已经可以评估交接后的效果了，比如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地球村，反家暴的红枫，关注农村妇女的农家女，也包括南都孵化的银杏，我不知道哪一家在交接班后，后任可达到第一代创业人的高峰？当然我不应去做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我只是说现代社会有科学的评估工具，可以看到交接班的重要性。我在一次内部会议说：假设慧灵在交接班之后注定会有一定的下滑，而慧灵的目标必须保证处于行业领先，那就需要我在退休前登上珠穆朗玛峰8千米以上的高度！交接班后大概下滑到6千米，但如果在6千米的时候我就交接了，一下滑，慧灵就可能到了低处。这个意思是：退休是迟早的事，那为什么我要着急退休呢？慧灵有自己的《慧灵宪章》，所有的权力都在“笼子”里，我发给你看看，你就会觉得慧灵大小事都是“有法可依”的，下面是其中内容：九-4孟维娜负责任的交接，希望不论在自己生前或死后，慧灵都保有高瞻远瞩、敢为天下先做改革践行者的独特精神，保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和不畏权贵的坚韧人格；保持默默（认真）服务，大声表达（思想）的独特风格。九-5 孟维娜负责任的交接，已转移主要精力在批量物色培养年轻一代方面，尊重并满足每一个人自我的原始动力，引导年轻人经历人生锐变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九-6 孟维娜负责任的交接，包括着力于为早期一起奋斗的伙伴建立晚年关怀机制，建立基金，使一些因入职慧灵而损失的社会待遇的退休人员得到弥补，避免他们晚年凄凉。九-7 孟维娜负责任的交接，包括愿意每年接受绩效和过失比例的评估，愿意接受专业的身心健康评估…. 当智力体力精力已经影响到对人、事、物的判断之时，会自觉离开工作岗位。慧灵也应建立对创办人和高管的民意机制，任何人都应尊重民意的选择。
《社会创新家》：创业容易守业难。对于NGO，交接班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寻找接班人会面临很多困难、挑战。这背后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对此，您怎么看？孟维娜：慧灵从来都在做长期的打基础，我们培养的是接班团队，先后和同期都在培养好几个人。就说说张丽宏，她在慧灵“官”至慧灵第二把手，已经定为慧灵接班人。南都“胸怀天下 脚踏实地”的“银杏计划”，灌输的就是商业模式那一套，张丽宏有幸进入“银杏”，我们眼睁睁看到她从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公益人才锐变为“商业人才”，连个辞职也算计了慧灵一把（拿着慧灵的工资，做自己的机构以及在倍能兼职）！我对张丽宏在慧灵的领导力水平评价是很高的，而对她辞职前的算计所为，我只怪银杏玷污了张丽宏。我一直主动想找银杏讨论，到底银杏培养公益人才还是培养商业人才？如果是培养前者，他们很失败，如果是培养后者，他们很成功！在我看来，银杏实际上在搞“和平演变”！我联系过张伯驹，他以不理会来对待我，这也是他的聪明。但不管怎么难，我们继续培养！而且每一次我都有意识在平时对我有意见的人中物色培养，对我而言，我喜欢“百家争鸣”群言堂那种热闹的氛围，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辩论和演讲，直到现在，我每天都和那些愿意互怼的同事在工作群里怼来怼去，而且我永远是少数派，当然到最后取决于内容和重要性，我会一锤定音，即我说了算，我的秘书长、总监们很多都是我的反对派，他们之所以有这个职务，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他们是反对派。在慧灵，我要求每一个高管都必须有反对自己的人，没有反对者，意味着你做高管不合格。从来都是兼听则明！我之所以坦然一锤定音，因为我已经充分听取吸纳了不同意见的部分，也因为我的职务本身就是一个拥有一锤定音的职务！刚退休的慧灵秘书长张武娟接受采访时说：她平时和我有60%的分歧意见 ，她不会隐瞒不同意见，甚至她认为我不懂管理，但最后，她知道是孟维娜说了算。慧灵的班子就是这样合作的，我习惯了很多人反对我，大家也习惯了最后是孟维娜说了算。不同意见的讨论辩论，也有恼火的时候，甚至也有擦枪走火的时候（张丽宏就是例子，她还说要到法院告我）。很多新人不习惯慧灵总部的风气，不习惯的人就会离开。我们很少辞退高管的，甚至有些高管会拿辞职当武器来和我谈判工资。我也会看着办接受谈判。我说这个，也是请你了解我的个性：我对谁有意见，或谁对我有意见，我都希望光明正大传达出来，比如我时不时会给党中央写信表达意见。慧灵一向都有一个稳定班子在维持运作，我在不在对日常影响不大，但很多微妙的事，如果我不在，慧灵某些处事就可能逐步偏移，比如中国人普遍的“唯上”思维和行动，仅仅从墙上张贴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微妙，比如上级领导来视察，摆拍的时候，C位是学员还是领导？当然摆拍的时候肯定是领导在C位的，但选择照片上墙，我自然会选学员在中心自然抓拍到的照片。这是慧灵的价值观细节，潜移默化之下，慧灵所具有的特点特色是很鲜明的，也可以说孟维娜的特点特色很鲜明。又比如慧灵的社区家庭模式，在我们是必须的，但至今为止，政府和社会还是很不理解“家庭”模式为什么对服务这么重要？慧灵意识到“建立人的亲密关系”本身就是优质服务的体现。但有些政府官员则认为不安全并不同意资助社区家庭，而政府一不资助，有些慧灵就不愿意再继续这个社区家庭模式了，还以这个（政府不资助）作为振振有词的理由！很多人不由自主就是“唯上”的，没有独立思维和立场，到头来受委屈还是学员！也就是说，物色培养接班人确实有难度。难度还在于：慧灵发展到全国 ，在中国国情下，我们没办法登记“全国性慧灵”，所以我们面向全国慧灵的决策机构很难“合法”，而且也使政府视我们为敏感（包括我们的国际化背景），说实话，政府不取缔慧灵就已经说明中国真正是改革开放的。面临政府时不时找我们的人谈话喝咖啡，有人坦然有人害怕有人担心，要完全做到“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对大家都有点勉为其难！多年来，我对慧灵又拉又扯走到今天，所走之路既不是金光大道也不是崎岖悬崖，我重视建设慧灵内的制度和文化。因此，我也回答了一个你们感兴趣的问题—— 以50万的年薪聘请慧灵基金会秘书长，吸引了来面试和进入试用期的人，但目前还未有成功留下来的人。最近又一位叫“危更平”的人在试用中。
慧灵高管于今年7月1日在乌鲁木齐残联大门合照，左一、左二为慧灵代理秘书长、总干事，左三为孟维娜，右二是刚退休的秘书长《社会创新家》：近年，慧灵的筹款能力下降，内部流动较大，在很多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内忧外患。您希望接班人为慧灵带来怎样的改变？对慧灵的未来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孟维娜：我从来都是一个乐观派，我有宗教信仰，不是那种看到事实才去相信的人，而是看不看到事实我也一如既往去相信，这是一种“盲目”，但绝对使我快乐开心。比如近年来资本涌进，它就是“狼来了”的声浪，久而久之也无所谓的，我们慧灵“穷”惯了，“狼”来不来，对我们影响不算明显，因为资本针对小龄和家长的高收入阶层，赛道有不一样。比如筹款的数目在下滑，这是大环境的因素，我们紧一紧裤腰带也可以过得去。比如新科技，对我这样年岁的人挑战极大，我不放弃学习就是啦。影响我心情的是“公益向右”的思潮，“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太考验人了！我已经70岁，其实再怎么乐观也是人生倒计时的状态，对我而言，未来就是自己的死亡。而慧灵已经建设了自己的“防火墙”和“护城河”，有一套完整（但尚未完美）的治理机制和管理制度—— 慧灵的未来不在我，而是新一代的慧灵人！
